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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政治进步研究述评

   日期:2021-07-25     来源:www.gddx1688.com    作者:未知    浏览:653    评论:0    
核心提示:作者提出,政治进步本是人类政治生活一直面临的基本问题,但自觉的政治进步研究则始于本世纪50年代,海外政治进步研究的进程分为酝酿期(50年代)、活跃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将来)三个阶段,作者在引述了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有关政治进步的内涵的看法后,明确提出更同意国内台湾学者陈鸿瑜的
作者提出,政治进步本是人类政治生活一直面临的基本问题,但自觉的政治进步研究则始于本世纪50年代,海外政治进步研究的进程分为酝酿期(50年代)、活跃期(60—70年代中期)和低速期(70年代中期将来)三个阶段,作者在引述了塞缪尔·亨廷顿等人有关政治进步的内涵的看法后,明确提出更同意国内台湾学者陈鸿瑜的看法。该文引述了西方学者对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这两大政治进步的研究主题在不同时期所阐发的看法。最后提出了海外政治进步研究对国内民主建设的若干启示。
政治进步/政治民主/政治稳定/理论研究/世界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肯定进步阶段的产物,乃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基本维度之一。因此,政治生活的情况也就不可防止地表征了人类自己文明进步的程度。正如两千余年前的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在考察论述古希腊城邦规范时所指出的:“等到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市(城邦τσλσs)’,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 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大家也可以如此说: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而其实质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由于“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7页,商务印书馆,1995年。)
所有些文明社会都多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一样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进步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随着的。于是,大家对于人类自己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察看、剖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进步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进步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一直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进步研究也就非常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的有意识地对“政治进步”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进步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 ·亨廷顿(SamuelP. 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 I.Dominguez )所说的:“政治进步的研究起来自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定义化和系统化,只不过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进步这一词语在政治学的词语和定义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进步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进步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法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法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步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进步通常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维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首要条件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健全和改进,是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备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国内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内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方位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进步,是社会主义规范的自我健全,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国内打造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内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进步。就政治改革和进步而言,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程度时,第一来考察一下当代海外政治进步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看法和倡导对国内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1、政治进步研究概况
从实质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进步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比如,伴随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区域广为风靡,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伴随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区域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结束,在很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进步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进步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进步内容的研究,仅仅只不过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势必的副商品。
自觉的政治进步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将来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非常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来,伴随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进步中国家的进步援助计划的推行,进步研究渐渐成为显学的状况下,由进步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正如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nd)所说的:“第三世界进步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就,并使整整一代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取得了声望。 ”(注:CabrielA. Almond, "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 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 Understanp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37. )既然政治进步研究主如果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来的进步研究所推进的,那样可以一定地说,它和进步研究共享了致使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这就是:第一,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只面临着进步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规范的选择和打造与政治规范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事实上对这部分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愈加全方位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可以仅仅停留在对这部分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需要同时充分知道这部分国家的政治结构近况和现实政治需要,并尽量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规范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部分国家输入,才大概获得较为认可的结果。第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将来,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获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规范、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与社会进步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进步研究的出现与进步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策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如此,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大家至少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进步研究的常识起源,即:第一,社会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进步理论。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滕尼斯(Ferpnand Toennies)、杜尔克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从进步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倚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进步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用途。
而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进步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飞速进步时,强调了地区研究的进步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进步的意义、作用与功效、顺序、危机、缘由、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本,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他们觉得,“这一局面在非常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时尚汇合在一块的结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地区研究的进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拟定了地区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常识和知道这部分国家和国内。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非常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区域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而同时,“促进研究政治进步的第二股时尚,来自将来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常见性。需要理论严密的愿望促进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剖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如此一些定义。这部分定义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剖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架。”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备发展性的政治进步著作,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 S. Coleman )及其同事的《进步中区域的政治》(The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伦纳(Daniel Lerner )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 Passing of Traptional Society),与多伊奇(Karl W. Deutsch )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进步》(Social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海外的政治进步研究,从其进步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进步的酝酿发育时期,因为受研究和进步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比如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进步研究。但从大体上看,这段时间的政治进步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的热门,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进步研究的活跃期。这个时候,政治进步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看重,很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伙,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W. Pye )、 宾德(Leonard 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ara)、维巴(Sidney Verba)、韦纳(MyronWeiner )、 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艾森斯塔特(S. N.Eisenstadt )、 卡特莱特(Philips 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进步研究学者特别看重从不一样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进步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 而其中,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oftheSocialScienceResearch Council,简称SSRC )对政治进步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进用途。该委员会觉得“第三世界的进步,不只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备动员和提升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规范。”在第三世界的进步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要紧。”由于,“若没政治的进步,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进步。”(注:Cabriel 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yronWeinerand Samuel P. Huntington , UnderstanpngPolitical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7, 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进步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交流与政治进步》(Communication andPoliticalDevelopment), 沃德(RobertE. Ward )和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 )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 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进步》(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进步》(Political CultureandPolitical Development), 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进步》(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宾德、 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一同主编的《政治进步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 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进步》(Education and 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 卷(1975 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 Tilly)主编的, 主要处置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进步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 )领导十余位历史学家一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如果验证与美国和绝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除此之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进步研究计划的推行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 Civil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 DemocracyinFive Nations)。(注:ibid., pp.441—444. 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 )有学者觉得,“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进步理论建构的材料出处,同时也反映出政治进步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到今天仍然具备重大影响的政治进步研究专著, 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的《比较政治学:进步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 A Development 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ComparativePolitics: 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的《政治进步的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 从大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进步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要紧的政治现象和实质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点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进步的通常模式建构,以期可以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进步实践有所帮。
70年代中期将来,政治进步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什么大的进步。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进步研究丛书之后,“政治进步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进步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打造的进步理论中做不太要紧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讲解,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构造研究和印证实质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 年。)这一时期的政治进步研究,已经不是去打造具备普适性的通常政治进步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剖析的重要程度。“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打造更具经验基础的有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质工作,其显著成效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掌握’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程度。第二,在办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程度。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渐渐增加其重要程度,另一方面可以看出‘进步的新政治经济学’(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将来进步出公共政策研究渠道,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 )的实质看法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策论者的常见倡导。”(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海外的政治进步研究在70年代中期将来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进步理论和进步研究本身的理论进步变化密不可分的。由于,既然政治进步研究是在进步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可以不多少与进步研究的情况有关。对此,大家可以联系到政治进步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进步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一样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觉得,在60年代的政治进步研究中,“政治进步剖析至少有三个要紧学派。体系功能办法把体系理论要点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剖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办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剖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借助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著作中;“比较历史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办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著作中。进步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觉得,在政治进步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事实上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倚赖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注:A. H. Somjee,Development Theory:Critiques and Explorations, MacmillanAcademicAnd Professional LTD, 1991, at Chapter Ⅰ. )但我还是同意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看法,(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进步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进步”,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进步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倚赖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期,政治进步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遭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进步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很多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进步研究作了剖析,同时也为政治进步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注: CabrielA.Almond,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Myron Weiner andSamuelP. Huntington ,Understanp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7, 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通常都觉得,“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打造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规范当然是第三世界进步中国家政治进步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的。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进步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看法的学者不少,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觉得,工业化的过程不止是与政治结构的进步相联系的,而且事实上需要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规范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大家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觉得,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大家在社会中更沉迷争论、批评,对政府的需要更高。艾森斯塔特说:‘愈加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要紧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点,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觉得,社会成了国家,这部分国家是打造在多元化工业进步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这样,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部分国家终会在以后的某个时候使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所有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入‘现实主义的新年代’。在这个新年代,国家就是各种权力成分之间的协调者。昔日的阶级冲突不复存在;劝说、推进和示范成为平时生活的秩序;战场在走廊里,而不在街上;备忘录、警告代替了流血斗争。政体现代化的最后目的就将如此达成,所有些国家都致力于公正的民主原则,并通过适当的科层规范来协调社会的利益。”(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进步社会学》,陈一筠译,第91页、第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然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却没获得它的阐释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很多第三世界进步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动乱,并且很大地损害了经济的进步。这种现实也削弱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进步研究中的影响。国内台湾学者陈鸿瑜也指出了在政治进步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缺点。他说,大家通常都认识到,“第一,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多学科特质的进步问题,只做了口头服务,而且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做非历史的研究,其忽视经济原因的影响,颇让人遗憾。第二,现代化理论不可以知道及解决国际社会中‘有’(富)和‘没’(贫)国家之间的极端不平衡的财富分配问题。换言之,现代化理论不可以说明及解决进步工业国家与进步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渐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在‘联合国第一个进步十年的国际进步方案’(The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Firs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Decade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推行的后半期,发现不可以解决落后国家的贫穷问题,悲观主义随之弥漫。”(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 第9—10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遭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备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进步并没一套具备普适性的建设性倡导。于是,政治进步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讲解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通常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将来的政治进步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进步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状况来讲,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范围,因此,好像不可以说从70年代中期将来政治进步研究已经到了“衰竭期”。
2、政治进步的内涵
那样,政治进步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因为学者们的认知兴趣、剖析框架、参照系统和研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政治进步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觉得:“政治进步包括三种要点:第一,是人口发生变化,从臣属地位转变到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参与之扩张,对平等原则渐渐增加敏锐性,及对常见法律的同意。第二,是政治系统之能力增强,政令能贯彻深入地方层级,控制人民之间的争端,应对及满足人民之需要。第三,是政体组织结构的分化、功能愈趋专化,及各种规范和组织之间的整理。”(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25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他还觉得,“一个进步的政治体系,其政治规范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致平衡状况;反之,未进步的政治体系,其政治规范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致使政治衰退。”(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25—26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尼德勒(Martin C.Needler)觉得,“倘若政治进步有二个面向,一是保持宪政完整,一是参与之程度,而一个国家的政治进步程度,在原则上可由宪政和参与一同所得的单一分数来代表。那末, 政治进步的分数, 将是宪政分数和参与分数之间的中项(middle term)。”(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28—29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阿尔蒙德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政治进步:第一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这主如果指大家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某种政治文化成为常见化的、大众化的政治文化。第二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在分化当中,政治“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愈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而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止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后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升,即政治体系扩大其政策作为的能力的提升。(注:[美]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曹沛霖等译,第22—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在《政治进步的诸方面》一书中,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进步的内涵的理解总结为十个方面,即:“1.政治进步是经济进步的政治首要条件,是适应并促成经济进步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进步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很多相同之处,因而无论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进步的状况。3.政治进步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进步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进步第一是一种国家政治规范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进步主如果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进步,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进步。6.政治进步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通常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须达到了肯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进步的目的。7.政治进步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进步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可以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进步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升过程,其中主如果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升。10. 政治进步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进步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在为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ltein )和波尔斯比(Nelson W. Polsby )一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Science)写作“政治进步”词条时,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指出, 因为学者们对政治进步较为关切,因而也促进他们为“政治进步”下概念,于是“概念以惊人的速度出现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对“政治进步”这一词语“通常从四种不一样的办法加以用”。这就是:(1)地理的。“事实上这是关于进步中国家,即亚洲、 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办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部分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进步的研究,即使所用的主题、定义和办法事实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用的相似。如此,在坦桑尼亚,调查研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态度总是被称之为对政治进步的研究,而在英国用的同样的调查表则就不是”。(2)派生的。在“这里, 政治进步被觉得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的。 在“这里,政治进步的概念是朝哪个方向一个或更多目的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况的运动。在某些状况下,政治进步据了解还涉及向若干不一样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或许只有在达成其他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大概达成。这就使政治进步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定义。或者说,假如政治进步就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样这种运动(比如民主化)一般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如此,政治进步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进步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规范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在很多状况下,朝着这部分目的的运动含蓄地或者了解地被看作是较为常见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状况下,现代化与政治进步是严格区别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规范化,可以出目前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因为与现代化联系在一块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致使‘政治衰败’”。(4)功能的。在“这里, 政治进步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些政治的一种运动。或许大家可以争辩说,如此一种社会需要某些种类的政治进程、价值、领导和规范,或者至少可以说,假如这种社会具备比其他种类更合适的某些种类的政治,那样它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进步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1—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这样来看,政治进步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概念的。但笔者觉得,国内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概要海外海量学者对政治进步的怎么看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进步所作的定义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方位而准确的。他觉得:“政治进步的定义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规范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实行能力也随之加大,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进步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进步当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或者说政治进步的主要内容又可以如此来概括,即亨廷顿所倡导的政治规范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情况。也正由于这样,海外学者在对政治进步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3、政治进步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进步研究,其所有些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进步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怎么样,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怎么样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渠道的剖析设定。假如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进步研究比较看重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进步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将来的政治进步研究好像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进步。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进步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进步,而不是进步什么。这两个‘什么’进步曾是广泛剖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进步的早期剖析文章总是倾向于把政治进步进程界定为朝哪个方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进步反过来又与经济进步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 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由于很多学者相信“政治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必要首要条件。”(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进步》, 载于《海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 把政治进步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进步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倡导在政治进步中的反映。
于是,在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亚、非、拉很多进步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治民主试验,这种试验有时被叫做“民主式的民众主义”(Democratic Populism)策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策略。在大部分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里打造了议会民主规范。在拉丁美洲,大家也非常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策略,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进步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规范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注:[美]阿尔蒙德:《进步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然而其结果却让人很失望,政治民主不只没真的得到实行,而且试验的结果还很大地破坏了经济情况,导致了社会动荡。第一,“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很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阿尔蒙德觉得,“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区域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如果因为它们未完成第一打造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最重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能力的状况下就想达成人民参政,还没生产出商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纳为例说明:“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段时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事实上没增长,分配愈加不平均,政府借了很多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所有致使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注:[美]阿尔蒙德:《进步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二,“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需要参政和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部分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事实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部分现象致使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推行。”(注:[美]阿尔蒙德:《进步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最后,这种政治民主实验的紧急后果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未能幸免。阿尔蒙德指出:“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紧急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进步策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1%。 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首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暂停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况。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变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注:[美]阿尔蒙德:《进步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3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很多政治进步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进步中的重要程度,是由于他们都深信,政治民主与经济的进步之间存在着正有关关系(当然,其有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经济的进步势必需要政治民主的进步,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阿尔蒙德就觉得:“政治经济增长、进步、现代化、进步,不管怎么样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原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进步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政治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状况(或民主化)”因为权力(Power )及参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P”,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P”。 两个经济变量则是“经济增长(或财富)”和“分配(或福利)”因为财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W”,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W”。他觉得, “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注:[美]阿尔蒙德:《进步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页、第362页、第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而派伊也坚决倡导“民主政治能够帮助经济进步。反对那种专制和集权体制能够帮助经济进步的论断。”(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进步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规范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进步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而鲁塞特、达尔、卡特莱特、麦克龙和克纳德、纽鲍尔、迈尔和杰克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进步的关系非常可能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即“在经济进步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过界限,拥有民主政权的社会的概率很大,同样,越过这一界限,这种概率也不会伴随经济的进一步进步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还精确地指出,“当社会通过人均收入达到1960年时的300至600USD这一过渡区域(或者说界限)时,民主或许就会出现。”(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154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然而,在亚、非、拉很多进步中国家的民主实验又的确失败了,这又怎么样讲解呢?学者们认识到,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进步之间的这种高度有关关系在“事实上只不过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一百年过程中,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确立的”。这种关系并不肯定与进步中国家的现实相符合,由于进步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最初工业化时不同,更与发达国家的近况相差甚远,在进步中国家常见缺少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其政策贯彻能力非常差。更何况,在事实上,经济进步与政治民主之间也存在着负有关关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4页, 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此,乐观主义的民主优先论并非特别有道理的。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进步中国家的进步来讲,重要的首要条件性要点并非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情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大概。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觉得,政治稳定的重要程度已经超越了政治民主的重要程度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进步研究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9页, 桂冠图书股份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肯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打造和保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讲政治稳定这一定义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原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原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讲没有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原因觉得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重要成分相对来讲不发生变化、政治进步不发生中断、社会中没有期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要紧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肯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甄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 年代末将来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进步(甚至更广泛的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和最重要步骤,应当是打造起具备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打造和保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麦迪逊的告诫(“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很大的困难是:第一你需要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说:“在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可以行使,何谈第二项。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打造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以有自由而无秩序。需要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能不听任离心离德的常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7页,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打造还是秩序的保持,其本身并不是真的的目的,而是方法,是达成更高级的价值目的的首要条件。而绝大多数学者觉得,这个更高价值目的,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进步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进步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范围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进步,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概念的。60年代后期,据很多察看家指出,研究进步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看重。”(注:[美]塞缪尔·亨廷顿:《进步的目的》,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这样来看,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海外政治进步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块,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进步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与“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进步研究丛书第7 卷,即《政治进步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进步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见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进步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可危机(National indentity crisis)、 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 crisis)、 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 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 crisis),派伊觉得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理(成一体化)危机( Integration crisis)来概括。(注:Cabriel A.Almond, "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ment", 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 , Understanpng Political Development,Little, Broun And Company, 1987, at 442—443;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进步理论》,第148—149页;王元:《西方政治进步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1辑),第79—80页。 )只有在克服了这部分危机之后,才大概达成政治稳定和政治进步。笔者以为这几项危机事实上所涉及的也不过是权威的确立、秩序的维护与民主的进步这部分问题,它们本身当然也是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的范畴。
4、政治进步研究的启示
海外的政治进步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质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看法对于今天大家加大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备尤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需要第一打造、维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况,加大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如此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大概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步。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离别的,政治稳定是达成政治民主的必要首要条件,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况,伴随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中一年级级层次的稳定状况。因此,真的良性的政治进步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备同等的重要程度,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进步需要从本国的实质状况出发,决不可以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需要同时加大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大家已经很多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方位概括了亚、非、拉很多进步中国家照搬西方法民主政治模式的常见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进步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进步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包含的意思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些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些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地区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年。 )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 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 Theobald)觉得, “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华等译,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 页。)
启示之三,政治进步是与法治紧紧地联系在一块的。在前面大家引证的派伊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进步内涵的理解的十个方面中,就包含了法治的成分。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也强调,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打造“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源自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 ”(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罗纳德·J·奥克森指出, “政治进步,它与民主国家——有主权的政府的兴起有关,每一个国家有适合的管理机构(官吏体系)、政治机构(角逐性政党和代表性议会)和法律机构(统一的法院规范)。”他并且觉得,政治体制的打造是随着着法规选择的,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注:罗纳德·丁·奥克森:《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进步看法》,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H ·皮希特编:《规范剖析与进步的深思——问题与抉择》,第108及115—117 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律成为政治进步的内在要点和需要。法律对于政治进步的这种积极意义,也为与政治进步研究的兴起和进步处于同一时期的法律与进步研究运动的学者(尤其是其中的现代化理论者)所强调,他们觉得“现代法律是政治进步的一个基本原因”,由于政治进步“并不只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的出现,而且还意味着自由民主政府的打造”,而法律便是“对独裁的国家行为的主要限制”,同时,法律自己还具备自由民主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如公平,并守卫着这部分价值,“现代法律的进步也势必意味着在社会规范的形成和特殊的个人权利的保障方面更广泛地参与这部分自由目的的达成。”(注:DavidM. Trubek, "Toward a Social Theory of Law:AnEssayon the study of Law and Development",inTheYaleLaw Journal, Volume 82, Number 1, November 1972,at 8.)
启示之四,政治进步不止是指物质的规范、组织和机构的打造和保持,更为要紧的还在于政治文化观念,即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与政治价值的转变。政治进步研究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特殊关注,发表了很多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著作,如阿列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和戴维·H ·史密斯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进步中国家里的个人变化》,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等。政治文化既可能限制和制约政治进步,又可以促进和能够帮助政治进步。而且,政治文化对政治进步的这种影响还相当深刻、相当巨大而持久。因此,在打造民主政治规范时,需要同时注意对广大公民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观念的培育,以宪政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规范才能真的在一个社会扎下根。
大家觉得,无论是政治稳定也好,还是政治民主也好,或者无论是强调政治秩序,还是对政治自由和政治民主的倍加关注,政治进步的主要内容事实上都可以用培育和打造宪政民主来概括。也可以说政治进步事实上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和自由,二是有效的政治民主规范的确立,三是实行法治。这三个方面是统一的,其任何一方面的健全,都能够帮助其他方面的健全,从而推进政治进步;而其任何一方面的弱化,都不利于其他方面的进步,从而会损害政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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